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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都市类报纸地域特色与融合(2)
作者:佚名 日期:2002-8-26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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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2:报刊气质
广东地区的报纸处在一种关注民生和重视娱乐因素的两元状态之中。“为民者言”一直是广东地区报纸的一种潜在气质,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重大新闻倾向于关注人性,即使在处理普通日常的市民新闻的时候也是尽量从市民利益阶层出发。当然,这有报纸主动增加贴近性的考虑,但从文化的地域特色上来看,这个地区的市民观念过去受香港等外埠影响较大,而香港的观念多是移植西方的。所以,广东的市民观念在间接上是与西方接轨的,即强调知情权、平等权和娱乐性,这自然对报业发展产生了某些导向影响。
这一点从广东报纸对每年一度的省人大会议报道便可见一斑。报道方式的出新、提案激烈辩论过程的全程记录、省长的亲民形象,无一不生动体现在新闻纸之上。
娱乐性则是广东报纸永远不断追求的一个噱头。在喜欢猎奇、热闹、嬉皮的粤语文化以及英美高度发达的娱乐产业直接覆盖影响下,广东市民对于娱乐新闻形成长久持续的日常需要。也体现出粤语文化于英美文化的某些杂糅。所以满足这个市场是理所应当的。《南方都市报》的娱乐版已经相当专业。他们通常做出一个冲击力巨大的封面,并从单纯的“追星”噱头跳离出来,从娱乐产业角度,以及人文角度对影视、明星等人和事进行报道和分析,同时策划一些评奖活动。《南方都市报》提出了在娱乐上“新声代”概念:
“新主流的声音来源于新主流媒体。基于这个层面上的创意,包罗内地、香港、台湾、东洋、西洋的新生代,如此年轻的群体足以代表时代的声音,封面上的明星是新时代的征服者,亦或是新主流的代言人。娱乐性源于最经典策划 [1]”
娱乐性更渗透到其他新闻种类之中,比如体育,甚至国际新闻。《南方体育》打出了中国体育报界第一面“嬉皮”大旗,倡导体育与娱乐的“恋爱”。
但是娱乐性带来的猎奇心理使广东报业一度走入一些偏颇之处。媒体的炒作成分日渐增大。甚至媒体不知不觉被某些利益机构控制成为其炒作工具。比如去年爆炒出来的张艺谋、王海珍的“张王恋”,便是由广东巨星演艺公司的炒作而来。
北京地区也同样呈现出这样的二元状态,但是他们的二元气质则是居高临下的引导、规范气质与“开眼看世界”后对大众的启蒙气质。北京处于首都,历来阶层观念严重,报纸的导引性非常强。作为一个法令的发布中心,来自北京的信息无疑具有权威性,也就具备了与生俱来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气质。久而久之,读者对于读报,培养出一种对官方报道的知情需求,而对媒体其他力量的利用意识不足。加上京城人历来爱侃国事。所以北京报纸内容主打的是国内国际的大事件。在这方面,《北京青年报》对大事件的报道一度走在前列,他们运用大图片大标题的大报风格,树立了一种开阔的新闻图景。比如1999年国庆50周年,他们用了50个大版,分别配以同一标题,以历史资料图片大幅占满版面,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力以及收藏价值。
而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北京的学人一直维持着一种对国内的启蒙情结,这种情结体现到今天的报人办报之中,便是一种“外面世界”信息的二道中转,从而企求对国民素质的一种抬升作用。具体在实务中,便是外国学者思想、书籍、艺术等不断的引入传播。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应该值得敬重的。它使报纸有了广阔的视角,也使读者有了广阔的视界。而在北京这个对高雅层次要求较高,很多人努力奋斗希望跻身于更高阶层的社会,市场无疑是巨大的。
沪宁杭地区则是一种宋明话本小说阅读习惯的延续与商业文化的互相浸淫。这个地方一千年来发达的城市文明,使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相当成熟,然而却一直停留在话本小说与市井故事之上,大概自然条件的优越与生活的殷实富足使他们难以去关心大的国计民生,而宁愿把报纸当做茶余饭后的调味品。民生事件和街头巷尾的故事经常被炒作为小道新闻。整体格调不高。但却有非常良好的市场,因为人性中的某些需求和地区的传统一经结合,力量是无比固定而强大。例如:《欲捉“奸”却抖出丈夫抢劫罪行》[2]、《宠物四天咬伤三百市民 假日里小心猫狗恃宠生事》[3]
而日渐壮大的商业文化自然地会来侵入报业这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在沪宁杭地区的报纸中,分类广告的数目几乎是最多的。这个地区的民营经济的小型性与重视回报率使他们做的广告经常版面不大,所以在报纸上显得不够大气。而报纸的头版甚至会有大块地方铺出来做些小型广告的集合。当然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与经济都会地位的日益形成,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而报纸也开始往新潮的气质靠拢。像处于上海后方的杭州,《都市快报》和《青年时报》都开始变得新潮起来。